雖然沒看過祖父，但今天來看祖父的祖父。

雖然沒看過祖父，但今天來看祖父的祖父。

敬悼劉枝萬老師

最近南投境內輪番籌辦祈安醮壇，各地民眾無不清心素齋。倘若您對台灣王爺醮壇等民俗信仰有興趣的話，劉枝萬老師的論著絕對不可錯過。

回想碩論調查中寮地區寺廟時，日治時期官方調查的『南投寺廟台帳』以及劉老師出版於1961年的『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算是二個必讀資料，然當二者有出入，甚至與晚近後出之論著有疑慮者更應謹慎比對。

例如永平村庄底的永盛宮主祀神究竟為何？為何是池府王爺，不同於南投縣境內常見之玄天上帝，或較為獨特的慚愧祖師呢？但『寺廟台帳』僅紀錄「王爺」或稱「國姓王」

但不同原鄉移民之信仰到底有所差異，這便是台灣民俗信仰研究的有趣之處。

初訪板橋林家花園兼談政府文化行銷活動

說來慚愧，許多古蹟未曾踏足，今日才知板橋林家花園環境清幽，自與外牆繁華街市形成對比。

陰雨綿綿的台北街城，捷運車廂總是站滿來回穿梭的人龍。新蘆線上的台北文學獎掛幅從前幾周的散文優等『圖書館時光』換成古典詩首獎『自題四條屏』中的二首。在這四首組詩中，作者中分別以于右任(書)、張大千(畫)、林語堂(文)及錢賓四(史)等四名故人史蹟映對台北四季景色。

近十幾年來，台灣各地頻繁舉辦文學獎或地方學研究，農委會、客委會等機關團體也嘗試聘請若干作家旅讀書寫地方遊記。然而這些政府出版品在活動結束或出版成果後的應用推廣又是如何？現今各國文化內容無不希望結合影視產業共同行銷，例如莫言『紅高粱』帶動山東高密的旅遊風氣，近期日本大分縣知事亦希望NHK電視臺以日本戰國人物大友宗麟為主題推廣地方能見度。


晚近台灣各式題材的文學創作及影視作品不是沒努力過，例如客家電視台曾改編鍾文音『在河左岸』描述八零年代農工社會逐漸轉型，許多鄉村青年前往台北奮鬥打拼的故事。台視『雨後驕陽』描寫台灣手工製鞋業面臨機械轉型或職人工藝的興衰選擇。

邱致清的歷史小說『水神』以清代台南府城三郊的商業競爭與家族興衰為主軸，並將南郊李氏家族領導人的性格特色與水仙宮的五尊水神歷史人物作一鑲嵌。以及未來陳耀昌原著、公視監製的電視劇『傀儡花』。

行銷應用及後續獲利是一回事，但作為比賽總得分出高下的形式而言。

羅智成在評論現代詩獎的發言倒值得省思：「…有些創作者不免帶著一種批判或負面的想法去延伸。也許擔心一旦讚美了城市明亮的一面，就會像市政府的宣傳品。…雖然有一些新興議題被提出來，但是還沒有足夠的時間沉澱，有點概念先行的味道。…彷彿只要一勇敢表態，作者就佔據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於今一味追求「轉型改革」的風口上，沉默的一方彷彿被看成傳統保守、阻礙進步的頑固份子。於是乎，溝通對話愈顯困難，操持極端立場的政治人物也就愈能特定議題達成目的。

讀《成與敗：亞洲國家的經濟運作之道》之疑問

1.相較東南亞等國，日、韓、台之自然資源、氣候條件及可耕地面積均不如前述國家，這是影響執政當局實施「土地改革」及其較為成功的原因嗎？

與其讓少數家族田連阡陌，不如讓每個民眾都有飯吃。少數家族的武力算不了什麼威脅，多數人民因為饑荒而叛亂才更可怕，歷代政權興替多為此因。

那為何這些東協國家的統治者甚少實施「土地改革」又或成效不彰？自然資源豐沛、土地面積廣闊，國家政令難以企及，無法被掌控的逃戶避稅及其地下經濟。因為土地可以借貸買賣，所以又被家族財團買去。

2.現今日、韓、台的甚難規模化、專業化，並陷入補貼及保護關稅的農業困境，是否與「民主選舉」的制度有關？

3.擁有豐沛自然資源的部分東協國家至今仍掌握於獨裁政權的家族經營與地方武裝部隊之下，其後更面臨外資企業之入侵。倘若您是當地鄉村居民，是選擇海外工作，或是成為這些企業的一員，還是有更好的選擇？

4.開發中國家實施「家庭農業」勝於「專業農企業」的原因：平均地權以求社會階層的流動、充分運用家戶勞動力並滿足其購買力、精緻多樣化的作物產能較無糧食危機。

務農不簡單，做生意更難，國營事業怎麼辦？

戰後臺灣初期，當局政府為了解決個別家族企業私有大量土地出租佃農耕作的包攬剝削之弊，故以公地放領、三七五減租及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政策直接統治農民，使得眾多佃農得有私產，也較願意改善地力、提昇生產所得。隨著時代析分家產，或變更為建地或工廠使用，個別農戶所能持有的土地也就愈來愈少，造成現今農家土地破碎、不利機械化、也較難投資各式軟、硬體以成企業規模化之原因。

近年政府雖有小地主大專業（佃）農及各項科技農企業等獎勵輔導，甚至組成台灣國際農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試圖強化台灣農產進出口貿易及技術輸出。事實上，早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隔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即以接收之日資農業相關企業會社籌備農產有限公司，原訂接管12415.4854甲之公有土地，但因各縣市政府及組織亦有其他使用需求，所以在1947年4月奉命改組為實驗經濟農場後僅留台中、高雄、花蓮等處9960甲土地，並由上海運來45架農業機械進行耕作，另外還有接收日資而來的竹東纖維製造廠、花蓮農藥製造廠、台中製粉廠、台北輾米廠及製油廠等加工組織，並設立台北辦事處和供銷部專責處理產銷事宜。


雖然成立實驗經濟農場的目的便是希望合作經營，推動大規模農耕機械化，然而實際運作方式仍是「分耕合營」並由舊有佃農承租耕作。農場採自主營運、自負盈虧，所得收益除繳交田賦及隨賦公學糧外，其餘租榖擇依公定價格全由糧食局收購，以供農場經營。若有盈餘，再繳省庫。

為了追求增進農糧的目標，便致力推廣優良品種與技術改良，並修復台中清水、高雄龜山、花蓮吉安等水利設施，獎勵養豬與防疫工作，共同購買農具、肥料、綠肥等資材，設置共同秧田，改農場醫務室為農民診療所，並增聘助產士推行保健衛教，培育林木種苗，辦理農民夜校及旅行參觀團。

然而農場自立經營並非如此順利，除了肥力不足降低產量外，水利工程失修及天災風雨不斷，並有佃農抗租拒繳、無法支應員工薪資，更面臨花蓮水利會催繳水圳維修費用等問題。加上農場地租明顯高於後來政府公地放租租率25%之規定，以及不少人轉租謀利。另外，當時農村勞動力尚是充裕，加以汽油昂貴，致使機械耕作誘因不。再者，其組織業務與戰後接收改組之農會重疊甚多，出現不少裁撤聲浪，終於1951年5月結束經營。

＃農業史
＃農企業
＃國營事業
＃土地改革

參考論著：
何鳳嬌，〈臺灣實驗經濟農場的成立與裁撤（1947-1951）〉，《臺灣風物》66：4（2016.12），頁4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