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教學職場將近九個多月。之後，我經常問自己：那一年的國中兼課生涯，我學到什麼？
從幼稚園到碩士畢業，約莫歷經二十三年的求學階段。故而初步講台時，一直胸懷理想，想讓學生多點民主自由、獨立思考的空間。然而或許是我沒有經驗，一開始的方便包容卻換來課堂秩序的崩潰，有些學生「軟土深掘」出言挑釁、翻桌摔椅，有些則同白沙在涅、冷漠輕視。這段過程，當然也得到許多前輩的鼓勵與幫忙。
除了班級秩序與課業教導外，如何與學生互動便成另一重要課題。因此下課或是放學之後的雙方互動，便是深入了解學生內心問題的最好方式。
其中，人際關係的拿捏便是學生最在乎的課題。例如，分組作業都讓我寫、他們聯合排擠我、偷傳紙條、學長又來堵我等。
以下案例是我離開教學職場後，某位同學要我出面力挺，指陳某位同學長期罷凌的事實。起初我曾鄉愿的對他說：「XX，他們不理你，你不要理他們就好了。況且他們有自己的小圈圈，你也有自己的好朋友，河水不犯井水！更何況老師已經不在學校任職，你有問題應該請教校內師長才對。」後來因為學生沒有得到校方正面處理，因此自行上網通報教育部，才讓校方將二人分班處置，然而他倆自此形同陌路、互不搭理。
就上述案例，本書認為：對學生說，不要理他們！其實沒有任何助益。排擠雖然不如動手出拳那樣直接，但卻可能變成集體行為。部分旁觀者為了免除受害，則是依附強權避免迫害，甚至成為幫凶爭取認同。至於某些搧風點火的隱形加害者，則是暗地享受迫害弱者的快感，卻不留任何罪證。
本書轉述兒童福利聯盟關於「罷凌行為」的關係報告，其比例最高者，既非加害者也非受害者，而是「旁觀者」。他們看到有人遭受欺負而不敢告訴師長的主要原因有怕被報復、覺得說了也沒用、與己無關等三項。
另外，某些同學或許因為親情疏離、得不到師長認同，因此更易尋求強勢團體接納保護。
本書認為，罷凌者若無經過校規或相關法律制裁，而是逕行輔導，其實無甚幫助。倘若家長只知善後和解，恐怕只會面臨收拾不完的惡性循環。除了懲罰與隔離外，也必須讓加害者感同身受、領悟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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